2007年对于三人来说，都是个不错的年份。或者说，今年，中国的电视剧宣传策略，突然开始比较广泛地推出名编剧。“因为行业近年有下滑，靠明星出演不一定能收回成本。一个公司以前一年拍7部剧，去年也许能拍3部，今年只能一两部。从业人员会去找原因：怎么才能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投资人没的可说，花他的钱，他能不玩命吗？演员、导演也没得说，看来看去，还有编剧的积极性可以挖掘呢。”石康分析说。

　　石康的《奋斗》取得了良好的反响。这是他第一次认真琢磨的商业剧，比照对象是美剧。开拍之前，导演赵宝刚对剧本一直不放心。担心这样一个以台词见长、故事情节平淡的剧本，电视台、观众会不买账。“叶京执导《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那是王朔的小说，叶京又很有才华，但是卖得不好。赵赵编剧、唐大年导的《动什么，别动感情》在北京收视率第一，但是过不了长江。感觉这种凭语言密度的电视剧不行。”石康却有自己的算盘，“剧情能够吸引观众当然好，但对我来说，台词是最容易做到的，而且不可模仿的。别人可以抄故事情节，但抄不了我的台词，就跟注册商标一样。”他期待着吸引投资商再拍第二季、第三季。

　　最后呈现的是石康与赵宝刚互相妥协的结果。台词接近话剧台词，删去太长的段落，避免观众记忆疲乏。但是要求演员语速比正常语速提高三分之一，不给观众一点分神机会。剧情很大程度上通过台词交代，观众万一看电视中间还要接个电话，他能一边接电话还一边能听到台词，回来还可以接上。吸取《动什么，别动感情》的教训，台词去除京腔京味，说的是普通话。总之，“最大限度地给观众提供便利”。

　　人物设置也有讲究。三对主角，性格分明，有老有少，“总有一款适合你”，分散了风险。但又不会设置更多，因为一集45分钟，平均一对人有15分钟来演绎故事，紧巴巴，不能再多。

　　最后，一向喜欢用新人的赵宝刚这次破例用了佟大为、马伊俐等明星——直到电视剧拍卖完的时候，他的心里仍然不放心，觉得这戏商业上太没保障。没想到，最后这戏竟火了。

　　写《奋斗》时，石康拿的仍是每集2.5万元的稿酬，现在，他喊出了8万的价码，他还想跟投资方讨论，拍《奋斗》第二季的时候，取得分成。分红，对于国外编剧是正常收入方式，对于中国编剧，则是像海岩这样少数“大腕”才有的特权。现在，石康发愁的是赶快把手头的一个剧本写完，写完之后，他就能还清房贷，还能换辆车了。

　　他做编剧的终极目标就是能像美国的优秀编剧那样，写出来的剧能让全世界的观众都着迷。以那标准看，他认为中国的大多数编剧还是“生产大量低值易耗品的能力”，包括他自己的《奋斗》。

　　同样在今年才获得公众知名度的兰晓龙则不太买美国编剧的账。最近正闭关赶写《我的团长》，他对美国编剧罢工的具体情形并不了解。他喜欢《肖申克的救赎》，看不上《越狱》。他说：“我知道美国编剧的稿酬是越来越高，但不知为什么特技越来越炫，戏剧本体的东西却越来越臭。”

　　当年的桀骜在他的语句间偶尔有流露，但是更多时候，他表现出的是乐观爽朗。编剧，在石康看来是谋生的手段，在刘震云看来是顺便帮忙的副业，对兰晓龙则是可以寄托理想的职业。当年中戏的朋友批评他钻到钱眼里了，劝他回来写写话剧，他回答说：“《切·格瓦拉》做得非常好，演了三百多场，我也非常喜欢，尤其是黄纪苏老师写的剧本。但三百多场戏的观众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电视剧在北京一个地方的观众人数，也就是说观众得到的也许还不如一个高质量的电视剧多——如果我把观众的定义不仅仅局限在买了票进剧场，而是所有潜在数目的话。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好比我国刚解放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扫盲而不是要培养出多少知识分子。”

　　至于现在的工资有多少，兰晓龙不愿具体透露，只说：“现在一般来说两万多是正印编剧的市场价位。但很多拍凑合戏的组对编剧是能压就压，这种可能到不了两万。好的能拿到5万以上，顶级的还能高。我没到顶级，中上吧。”他没有不满，反而一再强调编剧要多和投资人、导演、演员沟通：“很多编剧不是学编剧出身的，他们不明白这是一个群体的活儿。与人合作是根本。”

　　心态越来越平和的兰晓龙在抗战题材的《我的团长》里写下了一句让他自己印象深刻的台词：“仗打到这个地步，中国成为这个样子，全中国的军人没有无辜的，我们都该死。”他认为同样道理适用于编剧与电视剧行业。

　　刘震云似乎在践行着兰晓龙的说法。新作《我叫刘跃进》同时推出了小说与电影，刘震云不仅负责编剧，还负责为电影埋单。中影集团的投资预算按照数码高清摄影的小成本标准来做，可是导演马俪文却提出要拍胶片、大银幕。成本骤增，怎么办？刘震云举手埋单：“大不了就当作我不要稿费了。”

　　罢工？他们正做得兴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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